2017年4月16日，土耳其最大反对党共和人民党支持者关注修宪公投开票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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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项修宪方案从根本上改变了凯末尔立国以来土耳其的政体设计，无异于撼动了持续近百年的立国根基，土耳其1982年宪法最核心的内容也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法治周末特约撰稿姜姝
4月16日，土耳其公投结果尘埃落定，宪法修正案以51.3%的微弱优势获得通过。世界媒体纷纷把目光聚焦在推行这场历史性政治制度变革的“政治强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身上。
不论是聚集总统执政能力和权限的“功利论”，还是摈弃涣散政治生态的”责任论”，这场全民公投的确是重塑土耳其的重要时刻。
公投是内外交困的“必需”
在此次公投的宪法修正案18条内容中，最受关注的一条是将土耳其1923年建国以来一直实行的议会共和制改为总统制。土耳其总统的权力将被大大增强，同时担任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可以不经议会批准发出法令，并有权解散议会。由于此项修宪方案从根本上改变了凯末尔立国以来土耳其的政体设计，无异于撼动了持续近百年的立国根基，土耳其1982年宪法最核心的内容也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支持和反对修宪两大阵营的争议焦点在于可否将土耳其的议会制转为总统制，实质问题则是改革的力度、方向和影响力效应。
埃尔多安及其支持者强调只有实行总统制，才能避免议会和党派掣肘，解决土耳其当前政治和经济的困境。
反对派则认为在当前环境下实行总统制是在破坏土耳其的民主制度和司法独立，只会使土耳其在世界上更加孤立。
此次公投的结果表明，正处于内外交困政治背景下的土耳其，亟待一个兼具“公正、民主、稳定、繁荣”的强大中央政府来审时度势，最大程度地实现土耳其的国家利益。土耳其国内移民问题矛盾重重，自2012年介入叙利亚内战以来，有300多万叙利亚难民涌入土耳其，对土耳其国内社会产生剧烈的冲击。
经济方面也不容乐观，近几年来国内经济持续减速，里拉大幅贬值，外资加速撤离，接连发生的多起恐怖袭击事件更使土耳其的经济雪上加霜，凸显了土耳其在经济和安全上的脆弱性。政治方面困局明显，2016年“7·15政变”发生后，当前土耳其政府正面临新一轮的西方外交孤立。
西方媒体对待此次公投结果都采取了”不可知”的观望态度。《华盛顿邮报》称，此次公投已经让土耳其陷入分裂。支持者说，从议会制到总统制，将带来国家急需的稳定局面。但反对派认为，总统制将把土耳其引向埃尔多安一人专政。
美联社称，在新宪法下，总理职位被废除，总统有权任命内阁部长和高级官员，任命土耳其司法机构半数以上的人员，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以及颁布法令。如果土耳其改成总统制，埃尔多安的总统任期至少可以到2029年。
土耳其卡迪尔哈斯大学教授卡西姆·汗认为，宪法修正案涉及的18个条款使得三权分立的界限变得模糊，权力制衡被削弱，而总统的权力被大大加强。
《纽约时报》则引述土耳其前外长亚克什的话说，埃尔多安曾经将民主比作有轨电车，“到了目的地，你就不需要了。埃尔多安现在已经下车了”。
强人政治重塑国家
“要是我们几年前就修改宪法，不至于付出沉重的代价”。总统埃尔多安在公投宣传活动中不止一次表示，有土耳其特色的总统制将摒弃羸弱的政府，结束总统和总理二元领导制度，防止像2016年那样的未遂政变发生，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国家政权以及实现土耳其的繁荣。
埃尔多安为这次公投的成功可谓蓄势已久。这次公投结果将对土耳其内政外交的走向产生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会超出外界估计。他在2014年当选土耳其总统后即开始着手推动实行总统制。埃尔多安曾经信心满满，借“7·15”政变之机，在国内实行紧急状态，有力实现了政局稳定。议会表决通过之后，正发党如愿发起全民公投。
这几个月来，正发党政府将赢得此次修宪公投作为施政最主要的目标，举行多场选战集会，埃尔多安和总理耶尔德勒姆多次发表演说，为公投预热。埃尔多安为拉拢库尔德人，专程去土耳其东南部库尔德人聚集区拉票，甚至会见了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领导人巴尔扎尼。正发党的外交具有鲜明的“内政为先”的特点，为了增加支持率，在海外土耳其人中拉票，甚至不惜“转变”与欧洲国家的关系。
从具体情势看，埃尔多安为实现这一政治雄心过程十分曲折。拥有议会席位的几个主要政党，除了执政的正发党和右翼党派——民族行动党在议会投票中支持修宪之外，共和人民党和库尔德人民民主党坚决反对修宪。此前，媒体曝出民族行动党接受正发党贿赂的传言，近日，又有传闻说民族行动党党主席巴赫切利的儿子将被埃尔多安委任为副总理。这种将公共权力私相授受的行为很容易为人诟病。
埃尔多安寄予厚望的民族行动党则陷入内部分裂的危机，党内一些重要的议员由于反对巴赫切利和正发党结盟的决定被驱逐出党，最近仍有不少党员说即使有被开除党籍的风险，他们仍然会在公投中投反对票。一直以党内团结著称的正发党内部也存在不少反对的声音。埃尔多安对付党内的政治对手手腕强硬，曾经担任过总统的居尔和前总理达武特奥卢都被埃尔多安毫不留情地排挤打压。有分析认为达武特奥卢代表的正发党党内的温和派可能在这次公投中投反对票或者弃权票。
入欧议题更加复杂化
自奥斯曼帝国晚期近代化改革以来，欧洲化、西方化、民主化在土耳其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凯末尔立国以来，世俗主义和共和主义一直是土耳其国内政治中不容碰触的底线，加入欧盟也是土耳其近百年来的梦想。埃尔多安声称一旦这次修宪公投通过，将发起撤回入盟决议的公投。但从长远来看，民主化和欧洲化在土耳其有着深厚的民意基础。
事实上，自上世纪60年代起，土耳其便开始了漫长的“入欧”之路。土耳其曾出台数千项改革计划，为的就是进一步向“欧盟标准”看齐。有分析家指出，土耳其由于地缘政治和宗教信仰等各种掺杂之因素难以“入欧”，直至入欧变成了土耳其和欧洲相互博弈的一张”政治牌”。
关于”民主化”与“欧洲化”的推动力量，土耳其国内形成了两种不同观点：一派认为必须有更强的执行者和领导人，才能使社会持续稳定和发展，这也就是土耳其式的“总统制”获得民心的基础；另一派认为，议会应扮演核心角色，这就是土耳其现行的体制，总理和议会在国家经济、外事、安全政策制定方面发挥核心作用。
眼下民众作出了选择，土耳其将加强总统的权力，这与目前在欧洲甚嚣尘上的极右翼势力和脱欧潮流脱不了干系。土耳其可能会在移民问题、土欧贸易、能源问题、地缘安全等方面更加强硬，这也是欧洲国家要面临的诸多现实“两难”。
欧洲不仅需要在全球化的今天继续保持与土耳其密切的经贸往来，而且需要在人权、宗教和价值观问题上坚持欧洲的“政治正确”。甚至有很多土耳其方面的专家与政府官员认为，相比于东欧等其他后续加入欧盟的国家，土耳其并没有受到欧盟“平等的”对待。
在土耳其看来，欧洲的联合或者“欧洲化”应该基于共同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不应排除区域内的所有成员，无论是穆斯林还是基督徒。实际上，土耳其的选举制度和民主化进程早于许多(欧洲)邻国，土耳其女性被赋予选举权的时间也远早于他国。
早在二战之前，当欧洲还处于政治混乱、法西斯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兴起之时，土耳其就已拥有了更为稳定和包容性的政治体制。如今，有些欧洲人，尤其是一些欧洲国家的领导人试图从身份认同、”政治正确”的角度去定义欧洲的边界，最终会导致极端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
比如，虽然埃尔多安明知公投与入欧议题关系错综复杂，但仍选择在公投前再度抛出这一话题，其目的是为了安抚国内的政治力量。当土耳其修宪公投和欧洲多国选举告一段落，如没有进一步危机刺激，土耳其入欧议题则有机会回到理性轨道。
(作者系南京农业大学政治学院讲师、国际关系博士)